开栏语：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传承好、发展好，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给老艺术家黄婉秋的回信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近年来，广西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广西多民族作家形成了一支队伍，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壮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涌现出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有广西作家作品获奖，在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广西有壮族、瑶族、毛南族作家的三部作品同时获奖，这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突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成就，本报与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联合推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访谈专题，本期推出广西壮族作家黄佩华的访谈录，敬请垂注。

作 家 简 介

黄佩华,壮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出版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河之上》《五月病》，小说集《南方女族》《远风俗》《逃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散文集《生在平用》,长篇传记《瓦氏夫人》,民族文化丛书《壮族》《彝风异俗》。有作品被翻译成泰国、越南、俄罗斯和柬埔寨语。曾获第一届广西独秀文学奖,第二、第四、第五届壮族文学奖,第二、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花山奖,第四、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四、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李冰冰：散文集《生在平用》讲述了您自己的人生经历，平用是您出生的村庄。您后来离开村庄到西林县工作，当过革委通讯员，水泥厂工人，宣传部长，这些经历对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名叫平用的村庄对您又意味着什么？

黄佩华：我这个集子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的重大图书项目“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中的一册。这个丛书共收入包括凡一平、李约热、陶丽群、冯艺、石一宁、牙韩彰、黄鹏、荣斌、梁洪、三个A等11位壮族作家的个人作品集。照理说我本该出本小说集的，毕竟小说创作是我比较擅长的，但是我觉得是时候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年来，我写了大量的散文，散见于各类报刊，然而始终没能结集出版，我不想留下遗憾。之所以用《生在平用》这个书名，主要是为了纪念我的出生地。平用是一个壮族小村寨，位于桂西北驮娘河畔，我1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几十年来，家乡的父老乡亲、风土人情、自然景致一直伴随我成长，一直根植于我的记忆深处，也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乡愁。每个人都会有一处或多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原乡，这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作家更是如此。散文是非虚构作品，是记忆、情感与时代的真实记录，心中有了这些真实的文字，才是我进行多部小说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用这个小村庄就是我的出发地和靠山。

李冰冰：您曾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三月三》杂志总编、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书记、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等，履历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身份里面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黄佩华：在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我的身份是工人和国家干部（也就是公务员）。自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并加入作家协会之后，我其实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职业的，另一个是业余作者。后来到了广西民族大学，我又多了一个身份，即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从一个工人蜕变成一个公务员、一个编辑、一个高校教育工作者，背后都离不开一个秘籍，那就是写作给我带来的这一切，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李冰冰：您的作品中有鲜明的桂西北地域民族文化印记，比如小说《瘦马》中秀妹把自己的床让给客人大章睡，自己去睡父亲的床。大章说明自己身上脏后，秀妹依旧坚持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在大章救下哑女并送她回家，哑女母亲吩咐她给大章准备饭菜，大章拒绝后哑女母亲表现出不高兴。这些细节都体现了壮族人民热情待客之道，作为一位壮族作家，这些细节在您的写作中是有意强调还是自然流露？壮族的身份对于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黄佩华：感谢你阅读了我这部早期的中篇小说。民族心理的异同决定了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壮族人民勤劳勇敢、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热情大度却又细腻敏感的性格，往往在他们在生活中表露无遗。我的第一部长篇（传记）主人公瓦氏夫人，她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一带惨遭倭寇袭扰，民不聊生。朝廷军队屡战屡败，只好调动桂西北的士兵——俍兵前去抗敌。国难当头，56岁的瓦氏夫人毅然请缨，亲率6000多壮族子弟兵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到江浙沿海抗击倭寇，还打了几个胜仗。你看，这就是壮族的精神，壮族的性格。只有熟悉壮族的人，才会在生活中捕捉到主人公具有民族精神特质的细节，才会在树立小说人物中使用到这样动人的细节。作为壮族作家，我很庆幸自己身上流淌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血液，使得我的创作更具有属于自己的特性。

李冰冰：您早期创作的小说《涉过红水》《红河湾上的孤屋》《南方女族》《远风俗》，还有后来的长篇小说《杀牛坪》《生生长流》《河之上》，都是以河流为题材和背景，家乡的驮娘江还有红水河不仅深入你的骨髓，流淌在您的心里，还在您的小说里形成了独特的河流文化。是什么让您坚持把家乡的河流融入创作当中的呢？

黄佩华：河流承载着人类众多的文明。世界文明最早诞生于尼罗河、恒河以及两河流域，我国早期的文明主要在黄河、长江流域，当然还有珠江流域。河流既传承文明，也承受更多的苦难。广西两条重要的河流都流经我的家乡，一条是南盘江，另一条叫驮娘江。红水河的上游南盘江在我们当地就叫红河，而驮娘江则是右江的主要干流。幼小时候，我每天都会到村前的驮娘江游泳捉鱼，玩独木舟，河流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我们知道，河流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在表现人类命运的时候，河流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载体了。

李冰冰：《远风俗》中的二姐勤劳善良，婚后任劳任怨也没能受到丈夫的尊重，在艰辛的生活中承载着繁育后代的使命。《婚变》中的七妹被父亲当作报恩的工具，因不能怀孕受到丈夫的不待见，即使最后怀上了孩子也仍然逃脱不了丈夫的污辱。在桂西北偏远山区，女性的命运都是如此坎坷吗？这些人物在您的故乡有没有原型？您是怎样把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转换成小说中的人和物的？

黄佩华：可以这么说，桂西北的女性是我最为敬重的女性，无论她们是壮族的，还是苗族的或是其他民族的，因为她们天生就拥有太多的苦难。我母亲生养了9个子女，最终有8个长大成人，可谓是含辛茹苦。我二姐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她其实就是作品中的原型。除了生育方面的问题，她嫁去的地方生活环境也是十分的恶劣。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下乡回到我老家，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还听到有人在坡上挖地，走近了才看清挖地人就是我二姐，而且没有旁人。跟随她回到家，家里除了几个孩子还躺着一个偏瘫多年的家公。那时候姐夫还在县农机厂当工人，全家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打理。在桂西北，像我二姐这样的女人原型很多，把她们写成小说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李冰冰：2020年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如果您笔下的那些经历过苦难的女性就生活在当下，您对她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佩华：这个话题似乎还是相当沉重，脱贫意味着农民不再忍饥挨饿了，但还没有到衣食无忧的地步。我觉得生活在现实中的妇女，她们的需求已经不只是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她们仍然是弱者。我大姐80岁，没读什么书，至今不识字，不会使用手机。二姐70多岁，她读过高小，但还不能熟练使用网络。我妹妹50多岁，但只有小学文化，也不会使用微信进行联系。我有个希望，就是要让生活在当下的农村妇女，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网络通信知识，能够享受到科技的成果与先进生活方式的乐趣。

李冰冰：您的作品《南方女族》和《远风俗》分别获取了第四届和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个奖项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佩华：其实获得两个全国奖让我颇感意外。当时我想，评委能够肯定我的作品，说明我写作的路子是对的。当然，获奖的这两部小说集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那时候是当写之年，若是拿到现在来写，可能就没有当年那种锐气了。对于作家来说，有作品不停地发表而且还能够获奖，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获奖并不是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也不是作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不过我认为，作品获奖对于作家个人的命运来说，或多或少是有些助益的。

李冰冰：在您以往的作品中大多描写县城公务员或是乡村人物的生活，显示出地域文化色彩。而在《五月病》当中却发生了转变，叙述了西塘大学领导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我想这是与您开始到广西民族大学任教有关。广西民族大学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小说中西塘大学是以民大为原型吗？小说中写到了大学校园中相对隐晦的一面，您的同事或学生读了这部作品以后，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反馈吗？

黄佩华：小说是虚构的产物。创作者的一些经历和经验有可能会成为小说作品表现的原型，但不一定是真实的事物或人物。比如写一个公务员时，许多公务员读者都有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写一个高校以及高校教师这个职业，同样也会让教师们感觉到有和自己相似或近似之处的场景和人物，这其实也是小说的魅力之一。此外，小说创作是一个再创作再升华的过程，不能照搬照套。创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需要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提炼筛选加工，使之成为更加典型化和符号化的创作素材，使作品更具艺术性和时代性。

李冰冰：《五月病》中丝毫没提到过五月，这样命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黄佩华：“五月病”这个概念是虚构的。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是到了五月份春夏交替，天气亦冷亦热，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很容易让人们的情绪产生躁动或波动。这样的季节也很容易生病，一些人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于是就容易出现一些本不该出现的糗事、丑事或不好的事。这个作品主要是想表现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往往会左右人们的行为，会让人糊里糊涂地犯错。

李冰冰：可以谈谈广西民族大学吗？您曾在这所学校上学，并在就读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和散文，您现在又是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黄佩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民大是一棵树》，其中写了我的广西民院情结。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参加过一次高考，但分数只够上师专线，不够上本科线，因为我填志愿时只填广西民院两个专业，所以大学没读成。到了1983年，全国恢复成人高考，我又再次选择了民院，结果这一次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后来能够回到民大工作，更是让我喜出望外。我始终认为，民大就是一棵大树，而我则是栖身于枝叶间的一只小鸟。

李冰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西青年作家开始在全国文坛上崭露头角，逐渐形成“文坛新桂军”，对此您怎么看？另外，您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是否满意？

黄佩华：现在，广西作家在中国文坛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文坛新桂军”已经成为广西文化的一个品牌一张名片。至于我个人的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为止发表、出版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应该可以给自己打个80分吧。

李冰冰：散文集《生在平用》已出版两年了，您目前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黄佩华：这些年来，我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写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12部著作，感觉有些疲累了，想先休养一下。至于以后写还是不写，先看看再说，不过应该不会再写长篇了。到了一定年纪，是时候把地盘和位置给晚辈人挪一挪了。非常感谢你的采访。

原标题：《访谈 | 壮族作家黄佩华——故乡的河流一直在他的文字里流淌 》